凯尔森的这些思想是有深度的，他在他的纯粹法理论中不希望主观性、先验论、形而上学染指，而力图把它奠基在客观的、科学的基础之上。
在这里，生产限制着消费，消费也制约着生产，生产与消费的这种互为制约，限制了人类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商鞅更强调法制的时代性、过渡性，法律要因时而生，顺势而变。
而麦考密克和魏因贝格尔的制度法学，已经在着手超越自然法学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53]至于夏朝以前的时代，如炎、黄时期和尧舜时期，是否已有法律或法律的萌芽，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还没有可作实证的根据。[40]为了避免这种战争状况，人类用理性而得出一些自然律，如寻求和平，信守和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契约精神，适应社会，宽宥他人等等，这些自然律也可称作自然法，它是正义、感恩、谦谨、公道等美德，亦可称真正的道德哲学。就目前而言，具有实证意义的古埃及法律起源的证据，也许要算一段碑文的发现，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列普修斯在埃及发现了古王国时期的《梅腾墓铭文》，该铭文存在的时间约在公元前2600年，是属于埃及古王国第三、四王朝时期，梅腾是埃及古王国第三、四王朝的大臣，在他的墓碑的铭文中，多处涉及土地转让、买卖、继承的内容，其中提到国家、政府机构、法律官员等的存在。
[8] （英）哈特著，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第1页。这应该被认为是任何人所应取的一种可望的和可欲的态度，亦即他在不忽视或不牺牲正义之基本规定和要求的情形下把法律看成是用来实现社会和平、稳定和秩序的一种制度时所会采取的一种态度。就连以保守主义著称的柏克，也不否认人民的出场，不过他承认的只是人民的历史性出场。
据我初步考察，在讨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庞德用的英文始终都是morals（习俗性道德），而不是morality（规范性道德）。这不正说明法律是对人性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吗?反之,同样不管是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还是授权性规范,只要不被违背,只要不处于恶的对立中,就用不上法律,就不会上法庭。这里隐含着我对中国式民主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对中国式民主来说，其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语）。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些,只是为了与您交流,倘有不恭,还望海涵!仍然期待您的宝贵意见。
希望能得到您明确的答复。这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风行的那句话,探讨问题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几句断语就可以打发过去的,我在第二章中为恶的对立举例时,主要举的是权利关系中恶的对立的例子,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法律经常在解决的;至于道德关系恶的对立的例子,《唐律疏义》中随处都有,我在拙著中也列举了一些,应该能说明问题了吧!二、关于对西方法系‘权利过剩、道德不足的评价的回应首先,您击中了我的软肋,我的英语是很差的,更谈不上什么希腊语拉丁语的比较了。您接着说它‘不能涵盖所有的法律规范，乃因为现代法律除了‘对人性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大致对应着‘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以外，还包含着大量的‘授权性规范，也就是授予行为人可以自行抉择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法律规范——甚至后者的比重呈上升姿势。我通读下来，深为您宏大的抱负和深浓的情怀所感染，但请恕我直言，就勤加拂拭，善自珍摄特别是推陈出新来说，大著仍有较大的探索和提升空间。所以恶的对立是形式,道德和权利是内容。
在这一节的末尾:这一节我们主要谈未来的中华法系的根本遵循,明确提出道是法律的根本遵循或核心,道又具体化为道德与权利,这两者在过去的中外法系中分别都有所表现,我们只是把两者统一起来,归置于道之下,使之更具有理论高度和系统性,既是对传统中华法系的继承又是对西方法系的借鉴,俾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法系。仅就当代中国论者而言，从苏力的本土资源论到许章润的汉语法学论，从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到黄宗智的历史社会法学，从邓正来的理想图景论到魏敦友的新三统论法学等等，他们所对抗的都是您提到法学领域的（全盘）西化问题。所以,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至于其他民主权利,如果要避免其虚妄性,也必须遵循权利获取的正常途径,通过自己的努力,了解客观的规律,作出正当的行为,发出有利于自己同时无害于社会的呼声。
别人不说,就我自己而言,我深受西方学术的滋养,获益非浅,甚至可以说,奠定了我的学术根基。从学理脉络上看，庞德那里的morals，与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Sittlichkeit）含义指向大致相同，是与当代政治哲学所讲的善（the good）一脉相承的。
4.由于以上三点，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在西方还只是理论上的愿景，并未进入现实的法律运作。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之一部,也是在构建人类奔向更美好未来的制度性保障。
这意味着：‘马克思—孔子范式不仅承诺了‘更具实质意义的平等和‘更有实体内容的美德，而且也蕴含着‘更具实质意义的民主这一政治愿景。大著写道：中华法系有着世界其他法系不曾有的精华，潜藏着在普遍的权利迷茫中指引人类迈向美好未来的机窍，虽然由于历史的尘埃人们难识其真面目，但只要我们勤加拂拭，善自珍摄，推陈出新，定能让中华法系再放光芒。这一论述，试图以形式与内容之别，把道德和权利悉数纳入你所界定的法律概念中。您没有感受到吗?三、关于对西式民主（特别是民主本身）的评价的反诘您对我的民主态度感到讶异,这我不奇怪,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极少数。这样的中华法系重建难道不值得我们倾力而为吗?!这些都在说明,我在努力地作着中华法系的现代转进,同时还想做西方法系向社会主义中华法系的转进。3.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至今在西方仍争论不休，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有时作为返回自身的东西,形式即是内容。您可能会说,这不就是民主吗?我却说不,这是集思广议,寻求真理,接受广泛的监督,形成正确的意见,加以实施。
问得好!您引的这段话是在第四章的末尾处,其实在第二章的末尾处还有这样一段:对恶的对立的惩治,是法律的形式性规范;维护道德与权利的正常行使,是法律的内容性规范。在我看来，只有做出这样的明确区分，我们始能在否弃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同时，探求超越于西方的民主模式。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八千字的篇幅，就此打住吧。前不久，在一次关于中国扶贫问题的内部讨论会议中，复旦国务学院的扶松茂教授关于中国模式有可能超越乃至颠覆兴亡周期率的观点，对我有很大的冲击。
如果深究起来，这一论断是有待商榷的：对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在何种意义上是法律的形式性规定？道德和权利又在何种意义上属于法律的内容性规定？道德与权利中恶的行为意指为何？……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几句断语就可以打发过去的。当我读到您写的:就民主来说，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检视‘民享（for the people）与‘民治（by the people）之间的关系。您说事实上，以人权的法定化为代表，现代（西方）法学早已在法律制度层面充分吸纳了现代早期的理性自然法的思想成果（这难道不是‘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它们在当下面临的问题其实是：‘morality（规范性道德）或权利太多，‘morals（习俗性道德）或善太少。一般而言，他们至多会重视中华法系所内含的某些传统（如与儒家伦理有关的情理、孝道等）在现代条件下的运用前景，但几乎没有人会看重作为整体的中华法系的未来。
授权性规范之所以越来越多,一是因为法治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一是因为国家越来越需要一些法律规范的制定,限定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带有止恶于未萌的意味。而一旦像大著得出诸如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在西方还只是理论上的愿景，并未进入现实的法律运作之类的结论，我们就丢掉了庞德意义上的morals所具有的历史性维度。
这种道德,在很多情况下与权利是对立的,这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义利之辨中表现出来,在西方也不是没有,如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基督教的教义里、马克思的学说中,都有道德与权利对立的论说。作为制度与实践的民主属于具有情境依赖性的政治价值观，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
下面我就您提出的四个方面的问题逐一作答。因为这种可靠性既依赖于庞德本人对西方法律史把握的准确性，也依赖于你对庞德思想把握的准确性。
于是就有了双重的形式。换言之，中国更应当做的，是重新界定并探求新的民主模式，而不是否弃民主本身。这段话夹在您所引的关于十恶和八议的两段话中,强调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所不变的是法律对道德的保护,这里已包含有现代转进的意思,您怎么会得出我会死抱着十恶八议旧条文的印象呢?集中表现现代转进思想是最后一章(第十一章),在章首写到:我们一路写来,中华法系的优势与缺憾,应该一目了然,然则近代以来中华法系的陵夷、西方法系的僭入,不仅让中华法系的光辉蒙尘积垢,而且让西方法系登堂入室、喧宾夺主,非但不能扬中华法系之所长,还得罹西方法系之所短,辗转百年,实为憾事。现征得孙国东教授的同意,将他的批评及我的回复刊布于下,不仅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同时也希望海内的学者有进一步的批判。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深感多党竞争和全民参选不合中国时宜,但却囿于民主的光环不能断然弃止,客观上形成了现实政治与宪法规定的背离,除了给西方国家提供攻击的口实,还会让老百姓质疑宪法的权威和共产党的政治品格。2.法律与道德成了两张皮，至多是牵强的粘连，缺乏内在的联系。
在现代条件下，目前得以制度化的民主主要有两种形式：对应于人民的周期性出场的选举民主与对应于人民的常态性出场的商谈民主（discursive democracy）或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国内常译为协商民主，但并不完全符合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本义）。是有这样的嫌疑,这是我今后要更加注意的。
……大著关于民主的这些论述，让我大惑不解：既然你在论述中格外推崇马克思，甚至还以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作为关于法律起源的立论依据，那么你该如何评价马克思要追求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彻底的民主的思想呢？又该如何评价邓小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呢？凡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都要反对吗？我们现在从吃穿用度到衣食住行（包括我写这篇文字时正在使用的电脑），从政经社生到教科文卫（包括你所倚重的马克思），有哪个方面的技术或制度最初不是源于西方？你可能没想到你对言论自由的质疑，其实是自我挫败的（self-defeating），因为大著本身提出了诸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作为集体共识的宪法规定均不一致的论述（包括关于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论述），按照你对言论自由的敌视态度，是不是应该遭到封禁呢？……我一向认为，民主的问题，更应该归结为特定类型的民主制度，而不应归谬为民主价值本身。可能也正因为这种颠覆性和革命性使然，大著还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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